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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以草鞋丈量山河，用信仰熔铸钢枪，创造了震撼寰宇的战争奇观。其中红6军团创造的长征奇迹，除了队伍中诞生了新中国唯一的开国女将军李贞之外，还有随红6军团长征的三位“特殊人物”——他们分别是：贵州省毕节市一位随红军走到陕北的老先生周素园；一位被俘后自愿担任红军战术教员并参加长征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；一位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勃沙特（中文名薄复礼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勃沙特，他出版了一本随红军长征的亲历记。
红6军团创造的长征奇迹
回顾90年前，红6军团实现了长征中的三次大会师。这支部队从江西省遂川县出发西征，为红一方面军（即中央红军）探路，拉开了长征序幕。他们的首次会师在黔东木黄镇——即红2（红3军）、6军团会师，共同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。两个军团共同战斗了一年多后，又从湘西桑植县再次出发，长征途中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改称红二方面军。红二方面军不仅是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重要力量，更挫败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图谋，确保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陕甘大会师。红2、6军团长征途中减员极少，堪称长征史上的奇迹，而伴随红6军团长征的三位“特殊人物”及其经历，同样堪称奇人奇事。
◆位于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将军山的木黄会师纪念碑。
红6军团是最先从江西出发、最后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。1934年8月7日，作为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（称“第二长征先遣队”），他们从井冈山麓的遂川县横石、新江口出发，前往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（不久恢复红2军团番号）会合。10月24日，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实现了2个军团的第一次会师。此时，红6军团从出发时的9700人锐减至3300人，红2军团则有4200人，两支队伍合称“八千子弟兵”，协同作战时以红2军团指挥部作为共同的指挥机关。他们共同创建了以湘西桑植、龙山、永顺等县及湘鄂川黔边境山区的新苏区，以期策应中央红军。
此时，红一方面军转兵入黔继续北上。红2、6军团留在湘西苦战，于1935年4月至8月粉碎了十万敌军的“围剿”。9月，国民党再次集结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“围剿”，任弼时、贺龙率1.7万将士于11月19日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，基本上沿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军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：红6军团所属红18师是全国红军最后一支成建制出发的长征队伍。本来红18师是留守根据地、掩护红2、6军团主力突围的，然而12月14日晚师长张正坤接到红2、6军团指挥部从贵州发来的电令，要求红18师向主力靠拢。于是，3000名指战员第二天上午在桑植县陈家河召开长征出发誓师大会，完全放弃以龙山县茨岩塘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。1936年1月9日，红18师在贵州省江口县磨湾归建红6军团继续长征。此次孤军阻敌、千里归建，被萧克、王震称为“一支拖不垮、打不烂的英雄部队”。
1936年7月在西康省的甘孜地区（今属四川省），由红2、6军团组建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从而实现了这支部队在长征途中第二次会师。会合以后，他们有力抵制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，迫使其同意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。他们再次从甘孜出发，经过雪山草地，一路艰苦转战，于1936年10月22日进入陕甘苏区的会宁、静宁地区，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战友会合，实现了长征途中的第三次大会师，从而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举行了奠基礼。自红6军团离开江西算起，他们足足步行了2年2个月又19天，共810天。他们耗时最长，走得最辛苦，用足迹甚至是用生命书写了铁军传奇。
万里征途驰骋急，千钧劲旅铸军魂。红2、6军团从桑植出发时1.7万人，辗转万里到达陕北仍有1.5万兵力，创造了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。1936年冬，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贺龙、任弼时说：“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，不要说敌人，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，硬是让你们转出来嘛！出贵州、过乌江，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……（你们）却讨了巧，没有吃亏。你们1万人，走过来还是1万人，没有蚀本，是个了不起的奇迹，是一个大经验，要总结，要大家学习。”
长征途中的三位特殊人物
红6军团包括第16、17、18师，出发时只有后面两个师，留下红16师在湘鄂赣苏区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，参加长征的红16师是在湘鄂川黔苏区新组建的。他们除了创造长征中部队总体上没有减员的奇迹之外，更有一位女将军和三位身份特殊的人物，共同谱写了长征史诗上的精彩篇章。这三位人物——民国政要周素园、国民党中将张振汉和英国传教士勃沙特，来自不同阵营、不同国籍，以独特方式参与了这场人类壮举。
◆周素园
首先是一位不断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周素园老先生：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周素园（1879-1958），贵州省毕节县人，清末贡生。他于1907年在贵阳市创办《黔报》，宣传民主思想。同年又与张百麟、钟昌祚等发起成立贵州自治学社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。在辛亥革命时期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成为贵州革命党人的文胆智囊，曾被列入清廷贵州巡抚秘密诛杀的黑名单。1911年11月3日，他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在贵州的起义，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，并出任行政总理兼办民政事务。在一次会上他力排众议：“今日之事，非彻底改革不可。若首鼠两端，必贻后患。”这种果敢作风贯穿其一生。后来他一度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顾问、在奉系军阀统帅部任参谋、在定黔军司令部任秘书长、在贵州省政府任秘书长兼政务厅厅长，却因不满军阀统治，同情下层民众的生活，毅然回到老家毕节市的寓所闭门读书。
1936年2月9日，红2、6军团长征到达毕节，发现这位隐居11年、年届57岁的老先生在家研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等马列经典著作。贺龙登门拜访，两人促膝长谈至深夜。据警卫员回忆，周素园激动地说：“我研究了十年马克思主义，今日得见真正的红军，死而无憾！”他欣然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愿意与红军共同组建贵州省抗日救国军，毅然担起抗日救国军司令的重任，为创建黔（西）大（定）毕（节）根据地发挥了很大作用。3月，国民党重兵压境，他舍弃家庭跟随红军一道撤离毕节。
◆在毕节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，也是周素园的故居。
长征途中，他利用旧交和社会影响，给滇军和川军的将领写信，晓以大义，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交恶，为红军让路。过草地时他把坐骑让给伤员，自己拄竹杖步行。1937年10月，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，他带着毛泽东致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信离开延安，朱德总司令为之饯行。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走访西南各省，呼吁团结抗日、共御外敌。1949年11月毕节解放，周素园担任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，抱病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大西南。为了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，从1950年起，他认真研读30多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，并结合自身经历撰文在报刊上发表。他近八旬高龄病逝，一生留下300多万字的著述，部分代表性论著辑录在《周素园文集》中。
国民党中将张振汉的转变更具戏剧性。张振汉（1898-1967），江苏省徐州铜山人，出身贫寒，保定军校炮科毕业。北伐战争开始后，他一路征战，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的团长，1930年晋升该师的旅长，1931年4月23日改任第41师师长，1935年4月9日授中将军衔。当年8月，萧克指挥红6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。张振汉率2个旅作为先头，经忠堡驰援宣恩，正好落入红军的伏击圈内，被红军一举歼灭4000人，他自己也成了红军的俘虏。在红17师看管下，他害怕被战士们杀掉，贺龙、萧克对他多方开导，说他不是张辉瓒，不但给他医治伤病，还配了勤务人员和骡子。
◆国民党中将张振汉。
精诚所致，金石为开，于是他决定留下来担任红军学校的战术教员，并将正规军的战术理论与红军的游击战法相结合，编出一套独特的教案。现存的一份授课提纲显示，他强调“红军战术之精髓，在于化整为零、聚零为整，此乃德国军事教材所未载”。他的课程深入浅出，萧克称赞“张教员讲课，连炊事员都跑来旁听”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张振汉用红军学校仅有的一发迫击炮弹，打掉了敌人一个指挥所。1935年11月，国民党130个团的重兵对湘鄂川黔苏区“进剿”，红2、6军团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。张振汉随红军学校师生一起长征，在云贵高原上虽历尽千辛万苦，他仍坚持在驻地给学校的学员们上课。翻越夹金山和跋涉松潘草地时，前面已过了多支部队，吃光了沿途的食物。他们断粮多日，警卫员宁可自己挨饿，也把得来不易的干粮省给张振汉吃。翻越雪山时，他不慎连人带骡子掉下山崖，战士们拉起“人链”救他上来，用担架抬着他到陕北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红军将士的舍己为人，让我看清了中国未来的希望。”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他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曾记载张振汉离开延安的一幕：他窑洞里挂着马克思的画像和红军军校的证书，周恩来和几个人（包括斯诺）进来，“请张振汉去吃饭，为他送行”。他回到国民党统治区为抗战出力，此后任过连云港市的市长和国民政府驻台湾省特派员。1949年8月，他毅然参加湖南和平起义，先后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、副市长、湖南省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委员、政协全国委员，以自己的后半生为人民服务。他于1967年5月26日去世，终年69岁。
◆1936年4月12日，勃沙特在云南富民离开红军。
另外一位叫勃沙特的外国友人，则为红军长征留下了独特的记录：在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发行一年之前，英国伦敦出版了一部书名《神灵之手：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的纪实著作。这本第一次记录红2、6军团长征史实的书籍，西欧翻印了三个版本，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。作者勃沙特（中文名薄复礼），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，父母在瑞士传教。他在中国生活20年，返回英国以后于1993年逝世，享年96岁。1922年秋，他受曼彻斯特基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，在贵州境内的镇远、黄平、遵义一带传教。1934年10月1日，他在镇远县与红6军团不期而遇，被扣留了18个月。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。当时，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，（战士们）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，自然不能放过”，因为他们还能“帮我们翻译地图，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”。海曼也是传教士，他是红军攻克黄平县城时在教堂里抓的，不过他没有写下任何关于红军长征的文字。
◆1936年英文原版《神灵之手》封面。
勃沙特将路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才有那本称作“神灵之手”的书。中译本（中国画报出版社）12章约17万字，记载的细节弥足珍贵——如红军医生用竹片制作镊子、用食盐消毒，战士们把《国际歌》歌词刻在竹板上传唱，宿营时用松明照明学习文化等。书中还写道：红军在湘鄂川黔山区行军，“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，并在实践着其原理，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”。他对萧克的印象是：“只有25岁，是一个热情奔放、生气勃勃的领导者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，充满了信心和力量。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，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。”
勃沙特在书中还记述：“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，除了忙着打草鞋、补衣服之外，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，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。每个排经常召开会议，会前先选一个议题，要大家做准备，开会时踊跃发言，特别是新兵，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。排长做总结，重申主要观点。”他受其感染，真挚地写道：这些人有信仰，以俄罗斯为范本，向往苏维埃……到了某个驻地，哪怕是短暂休整，红军都会建立“列宁室”，自觉地学习。他随军行程近万里，由于懂得医药知识，又能讲汉语，这是将他们滞留18个月的主要原因。他们的生活待遇要高于红军指挥员，而且“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”，晚上睡觉有床单。1936年4月他们离开红6军团时，萧克和王震为他们饯行，并请贵州毕节的周素园老先生和原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张振汉作陪。1984年，萧克通过外交渠道寻访到年迈的勃沙特，两位老人隔空对话，成就了中英友谊的一段佳话。勃沙特的回信写道：“与红军同行的一年半，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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